knifelife

王宝强向葛优报告：前有“运河上的院子”一座，天黑看不真切，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葛优指示：上照明弹。照明弹砰然一升，豁然，照出一个前门楼子来，原来先头部门已兵临北京城下。这个段落精彩、鲜活、寓意真切，出自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据说真有此事。

毛泽东吩咐（附议）邓颖超去上海游说宋庆龄进京，说“何不让周夫人去劝孙夫人”，“小乔”，“大乔”，用得巧妙，这里有一些笔墨趣味，大概也是编剧得意处。

陆谷孙老先生揭发说：“上海解放次晨，宋庆龄走出家门，看到席地枕戈、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很感动的样子，看来编剧和导演完全罔顾历史，兴之所至，自由发挥了。事实是上海解放没几天，解放军六十师一七八团某排要进驻武康大楼对面一座宽敞大院，而那儿正好是宋庆龄公馆。一个要住，一个不让住，闹了场误会，弄到5月31日，邓小平、陈毅亲自登门向宋道歉，并从此在大门口设岗。”

若严格按字面分析，陆先生的攻击并不确，因一为“上海解放次晨”，一是“上海解放没几天”，中间又几日的间隔，则“席地枕戈、露宿街头”与“意图强占民宅”并不冲突。而如此前恭后倨，后又幡然悔悟，所谓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恰是这个六十年的浓缩写照也。

我问下半年的业务好不好？他说其实不好，国庆来了，他早早让手下的律师放了假。项目多，但十之有七八是无用功，尤其是做承销商律师，承销项目胎死腹中的概率大，承销商吃不到肉，他们哪来汤喝？不如老实做公司律师。我看到他手边读的一本书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概况》。对面瑞银的两个也凑趣，愁眉苦脸地说今年干到现在一分钱收益也没有。不过这倒不妨碍他们自己的再生产——都是今年有了儿子。

开完会后从金融街搭公车回家。一车倒有十来个异族，或坐或卧，彼此招呼应和，音极坚定响亮。语言内容全不可解，不免悚然。坐我旁边的一位，高眉深目，双手置于膝上，目光平视前方。车到牛街，十数人相呼而下，大约去牛街做礼拜去也。

坐公车、地铁，我最爱听的交谈，首推是小学生之间的说话（如听一个小胖子为竞选班长，对同学拉票），其次，是小公司销售人员的电话，世态人情，为自己开车不能享受的乐趣。而“沟通”、“协调”、“确认”这类词语近来也渐次多起来，却实实令人生厌。 上一周在地铁听一对年轻夫妇商量买车，男的说要买奥迪，理由是他上次本来有机会去机场接方文山进城，自己的车太次，没好意思提。

钱钟书评论陆游诗，说：“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谈艺录》之“三七”）。皮皮时而昭昭灿然，时或懵懂，尤不喜诵诗或一切“正经”学问，不知长大之后如何也。

过去一个月抽空看的是一部日剧：《官僚们的夏天》（官僚たちの夏 ）。第一部，共七话。大体而言，这部剧集是叙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性的东京奥运会召开之前——日本通产省的官僚们如何通过制订政策来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起飞。

所谓政策，无非以下几类：一曰壁垒，即是劝别国（主要指美国）降低壁垒，而自己保持壁垒，以促进出口而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二，推动国内产业内的兼并整合，以大吃小也；三，从大藏省取得财政支持，如减税，来帮助中小企业的转型。照此理解，当年日本通产省的角色，大致相当于目下中华帝国的“发改委+工信部+商业部”，实为中枢之地、精英云集之所也。剧集里涉及到的产业，就第一部而言，已有汽车、纺织、钢铁、家电与计算机。

对通产省在日本经济腾飞中是否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来便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市场自由学派，更是断然否认之。如我爱翻的那本《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在“Japan”词条下，作者Benjamin举了这样两个例子来驳斥：

“1950年代，有家小企业，想从美国的西部电子公司手中买下半导体的生产权。通产省尽力阻止。这家小公司很坚持，最后还是如愿了。这家小企业就是现在的索尼。通产省还试图阻止日本汽车厂商进入出口市场，并想把十家汽车企业重组成尼桑和丰田两家。通产省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汽车制造业后来成为了日本最成功的行业之一。”

这个剧集的味道“淡 ”，因为华夏剧集所习惯的男欢女爱、阴谋情仇一律欠奉，着力全在官僚之间的政策之争和由此引起的人事变动。政策之争的纠结点，大可用“通产省”这一名字概括，通产省，通商产业省之简称也，所以一派重在“通商”，即所谓国际派，主张开放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派重在“产业”，千方百计要延缓国内市场的开放。剧集的立场，则是偏向后者的。

看本剧集，可以大致了解日本的官僚体制。仿佛大致来讲，自通商产业大臣以上，直至总理，是属于所谓“政务官”、政治家，归属党派（或自民党内的不同派系），随政权更迭而上下；自通产省次官以下为技术官僚，属“事务官”，地位稳固，岿然不动。而大臣通常对部内事务（包括具体政策和人事安排）“垂拱而治”，并不更多插手，所以实际政策建议全在技术官僚之手。当然，一项政策要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获得预算支持。

正如华盛顿大学日本研究项目主席Rober Pekaman所说：“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家擅长的是立法和竞选，但并无治国经验，不擅长具体政策的制定......日本有成熟的公务员体制和官僚政治文化。熟悉业务、富有才敢、懂得如何制定和执行政策、效忠于国家的公务员，拿着不高的薪水、勤勉地工作.......民主党最大的口号是打破日本官僚政治，但这是明治以来日本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国家体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剧集中有趣的另一点是：几人竞争一个要职，胜者不必说，败家则连原来的职位也不能呆了，一般都被会调去别的不重要的部门，打入冷宫。我猜这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有关。 

昨天的大新闻是克林顿亲赴朝鲜，把被扣押的两个美国女记者带回了家。昨晚泡脚时（泡脚用木盆，要泡到微微有汗）看到这则电视新闻，克林顿走下舷梯，一个年轻男子（应是其中一位女记者的丈夫或男友）对他说着感激的话，看口型，应该是Thank you very much（另一句可能是It's really kind of you或者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did，没仔细看，不敢确认）。克氏拍了拍他的背。

大新闻。我的友情链接中，即有两位对此有关注（见这里和见这里）。若在美剧世界里，这该是Jack Bauer干的活。读克林顿的自传，大概都会认同他是一个极聪明、各方面才能和素质非常平衡的人。记得他说，因为家族里男性有早死的传统，所以他一路以来分外努力，就是想在早死之前有所成就。

上下班路上用ipod touch听莫泊桑的《俊友》（《漂亮朋友》，故事梗概见这里），用了一个月时间听完。其中讲述到，法国政府意欲对摩洛哥动兵，内阁先对外否认，一应政府高官及关联人士（包括男主人公）乘机低价吸纳摩洛哥资源和资产，其后，法国即吞并摩洛哥并宣布对摩洛哥证券提供担保，“官家老鼠仓”都大赚特赚。下一步打算听《约翰·克里斯多夫》。

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文章是对李敖的访谈：《我死后，千刀万剐》（见这里）。实在说，整本杂志只有这一篇可读，但就这一篇也就值回票价，因为其中有久违的温情和敬意，而这温情和敬意，我以为李敖是当得起的。

李敖有价值人民币五千万的房子和十万册藏书。

机场自有自己的味道，香港、纽约、圣保罗机场的味道便各不相同。和当地人说起，他们却不查。今天到上海，虹桥机场，闻起这里的味道居然与香港机场的一般无二。我曾以为香港机场的味道即是粤菜的味道——香港同事都不同意我的理论——看来真的不是，那么这味道该是南方沿海地区所共享的潮热味了，再混杂了一些人用的香水味。无论香港、上海，长久流行的香水味总是那些，而这两个城市人群中施用香水的比例该比北京高得多了。

皮皮现在还偶尔吃手，非常偶尔地吃手。为此我们总批评他。前几天，我躺着陪他玩。他猛然拉起我的手，非要放到我的嘴边不可。这时贝瑞走进来了，皮皮遂向妈妈揭发道：爸爸吃手。

上周一有感冒之感，下了决心在周二休息一天。从北锣鼓巷走到南锣鼓巷（文宇奶酪店的红豆双皮奶味道的确很赞）。走出南锣鼓巷，又想搭公车去后海，拿不准该坐什么路线，便又打了一辆车。给的士司机说我去后海，司机说：“喔，荷花市场？你应该再坚持一下.......看，这就到了。”在他眼中，我应该是一个拿着地图游北京的外地客罢。我谢了他的热忱，羞于说出我虽路痴，来北京已十五年矣。

来上海的飞机上，接着把葛兆光的《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看完。这是2002年的一本书，之前读过，这次读来仍像第一次读。

读甘阳的旧作《通三统》，节略如下。

中国文明是最外在于西方的，是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这是西方人的感觉。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两个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做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

西方开始谈论中国主要是在18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所谓近代史学是从伏尔泰的《风俗论》开始的。在他以前的西方历史都是按照西方的《圣经》开始的。在伏尔泰那里，人类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然后是欧洲。黑格尔这《历史哲学》如果去掉导论看，第一章就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波斯，再就是欧洲。但黑格尔很高明，他论述说最前面最古老的就是最低级最差的，因此最古老的中国是最低级最没有价值的......最晚是最高明最好的，因此欧洲特别是黑格尔自己的德国是最好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本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不过把德国换成了美国而已。

中国的很多情况按西方的逻辑都是解释不通的。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

按照常理，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因为苏联和东欧工业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经济改革都不成功，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有个美国学者叫Susan Shirk，曾出版一本专著，书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因此虽然他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不是邓小平时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泽东奠定的。

简言之，邓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时代为基础的......不应该把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考虑......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之一就在于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一个例证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大量回国投资的现象.....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为什么海外印度人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印度与中国在这方面如此不同？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而是完全靠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的.......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有很强的凝聚力。

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总结地说，21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而且要在比较当中才能真正了解我们中国。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今日中国最值得参考的西方，或许是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1900年前后的美国。

（仅为节略，不代表我同意甘阳的观点。）

贝瑞前几天出差去广州，临行，要我找本书给她路上看。检视一下，最近买的书中没有确没有她喜欢看的（最后她是拿了一本董桥的《记忆的脚注》，港版）。于是在她走后，去当当买了四本。四本是甘阳的《通三统》、李长声的《日下书》，还有《读库》的0901和0902。

其中一本《读库》中有篇文章，在回忆“说唐”的小人书。不由想起来，小学时候的一种娱乐就是把小人书上的各色“武将”剪下来，放在课桌上，追对厮杀。规则简单，好像是用嘴吹自己的“武将”，若自己武将的兵器的前端命中对方武将的头或胸，就算获胜。这大概可算作“前计算机时代”的角色扮演游戏（RPG）罢。

不是什么“武将”都可拿来驱使的，这其中的规则就可算复杂，且常起争端。我能记起来的规则，一是武将须骑马，步将不行，如李逵、鲁智深、武松一类，就上不得桌面。这里面大概有“阶级”或“层级”的意思了，虽然借以判断的不过是座骑如何。二是使狼牙棒的不行，因狼牙棒太过霸道，如武术竞技中不许用膝、肘等关节，这是一样的意思。三是清朝的人物不行。大致那时“驱除鞑虏”的思想还深入人心，又以清一朝为衰败、屈辱、不洁的代表，避之唯恐不及。此外，从清开始，冷兵器步入衰败，再马上砍杀，未免太过“鸵鸟”和吊诡。这后一点是我如今才明白的意思。

用嘴吹，其中技术的区别便不如用手和脚那样分明，是故决胜的关键，就在武将之武艺高低。 翻小人书，除了看故事，更多的时候，倒是要迅速判断这个那个武将在桌上的斤两，若认定有搞头，就急急剪下，第二天带到学校里去厮杀。论天下第一英雄，是某个版本《说岳全传》中的岳雷。此将耍一杆银枪，枪长过丈，“一寸强一寸强”，这已不知强了几分，且马头回旋，护住心胸，攻守皆备。此将横空出世，从小人书中飘落到桌上来，横扫千军，一时成为传奇。当时我隔一周就去一趟新华书店去买那一册，但营业员总说没货。这样问了两三个月才买到一册。买到的毕竟是少数，后来“岳雷”的使用就“禁核”一样被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