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ifelife

前年三月份我们四个人去巴西，黄博士是其中之一。昨天又看到了他。可惜我手头有很急的事，话也没多说几句。他还是那样子，年岁跟我一样，看上去却似是刚出校门的本科生，眼睛明亮。在他看来，我恐怕老了许多。他做事极认真，爱争辩，但说过了就算，不记仇，下次接着争。在“博士”中，他是我见过的少数几个像“博士”的。

不由想到前年的巴西之行（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离开巴西时，卡修和我在机场道别，他说：祝你有个健康、漂亮的女儿（那时候以为贝瑞怀的是个女孩儿）。现在要说托他的福，皮皮除了因为不爱吃饭，长得瘦了一些之外，看来应该是一个聪慧、有主见、比较帅的男孩。

与一个基金经理约了早餐会，七点半，金融街洲际酒店。很奇怪地，我总记得他们基金的名字是“蜥蜴”，仔细一瞧，不是，差了一个字母。他人的样貌倒是像蜥蜴的，白人，个子不高，秃头。

看他的背景介绍，本科在布朗大学读“东亚研究”，又在台湾学过“满大人”，却坚持用英语和我说话。也许他的汉语，也只是“纸上的汉语”？

快完结时，为着客气，我问他对市场的走势怎么看。他说：向上，向上，向上。我表示同意。然而他又讲，人们六个月前看好中国电信，现在推荐中国联通，说不定再过几个月，就轮去中国移动？"I know nothing"，他说。

蜥蜴，蜥蜴。

陪他的有一个翻译，闷头吃早饭。聊了聊，他和我同岁。名片上写的是“北外高翻同传硕士”（M.A.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皮皮的表姐今年高考毕，这两天正在填报志愿。这样的职业会适合她吗？

 周六去三味书屋听了这个讲座：《中国股市背后——你所不知道的历史》（见这里）。陆一先生开宗明义地讲他分析的三个前提：一，中国的改革是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下的一场市场主义改革；二，政府与民众成为博弈的主体；三，政府愈来愈成为利益的一方。

第三点，政府本身即是一个利益主体，这同姚洋所鼓吹的“中性政府”（见这里）是针锋相对的。按照陆的看法，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二十年前的运动上是对政府和民众底线的测试。自那之后，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是稳定问题，为了稳定，可以不断地向民众做出一些让步；是故，民众也可能以某种方式（群体事件）把底线往政府方面推，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这是历史的可悲、可叹与吊诡之处。

具体到陆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描述，我不满意。他混淆了“道”与“术”。投资者的亏损，不尽是与制度的缺陷有关，也有自己的责任（如抱怨印花税高，很简单的，投资者尽可以少交易）。一切归诸于制度，说起来煽情，然于事无补。

皮皮的记性好，这已屡次被证明，唯口齿仍不清。我猜他心中的名词已有一百以上之数，但说出来，要连蒙带猜，方知道他的所指。

在这方面，他近期有进步的迹象，或者用英文讲，是在articulate了。如我们赞他脚长长了，袜子都显得小了，他会笑着用拖长了的四川口音说：“没长长罗”。贝瑞怕皮皮长期用奶瓶吃奶，牙齿会不好，前段时间想强迫他换用杯子。皮皮的抵抗是强烈的，绝食、哭闹，贝瑞业已举了白旗。皮皮喊：“不要杯子，要奶瓶。”这话有连续的逻辑，是进步之一；进步之二是他会说“要某某”了。

从与其他父母交流中得知，小孩子最早会说的话，“不要”是其中之一。大概父母教导婴儿，开始都是以禁止为主，“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婴儿自然也学会了。会说“要某某”应该确乎是个进步，就像主创造天地，说“要有光”，便有了光。

补记：最近常加班，晚上回到家都在七点之后。一般回家，都是去里屋放下双肩背，就回客厅陪皮皮玩。昨天，我想起来看手机，就去里屋掏双肩背。没想到他也跟了进来，对我说：“爸爸，不要加班。”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