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ifelife

翻译练习，原文见《经济学人》。

中国吃肉，印度喝汤

1976年的邓小平，正处在又一次政治挫折中。举国批判他。他最大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一篇讲话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提出：可以引进外国的“生产方式”而不引进外国的“生产关系”，换言之，他认为经济上的开放不一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变。

他的批评者，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那帮人，认为这简直是异端邪说。今天再看看中国的情况，他们可能会感到羞愧，但同时又可能不服气。党确实还掌握着权力，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已经改变了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当然，有些变化，比如对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然而不可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比30年前好得多了。

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光是去年，就有600亿美元资金涌入，是印度的12倍数左右。1979年到2004年，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5600亿美元。根据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对一些大公司的调查，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受欢迎的制造业投资目的地。然而在过去四年中，印度得到的投资比中国少了2000亿美元。

Rakesh Mohan是一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现在供职于印度财政部。他认为中印之间的差距被夸大了。因为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每年还会获得好几十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去年就达到了90亿美元。此外，印度还获得了十亿美元计的外国存款。截至去年，非印度公民的存款已经有330亿美元。如果把这些都加起来，再考虑到实际上有中国本国的投资者采用“迂回”策略，也就是也利用外国投资工具来谋取税收优惠的话，印度并没有落后中国很多。

不过，这并不只是一个资金金额方面的问题。不成规模的证券投资者不能带来外国的技术、管理体系，也不能引入竞争，促进本国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印度的银行确实比中国的健康得多，在充当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中介方面他们也做得更好。但就算这样，他们资产中政府债券所占的比重还是超过了40%。

中国的外国投资热潮始于1985年至1996年间海外华人的投资。那时候，三分之二的外资都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在这些地方，华人有差不多三千万，很多人跟大陆关系紧密。这些地方本来搞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随着他们当地的工资成本上升，他们就把工厂搬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同时带来的，还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的到来非常受欢迎，同时也为大的跨国公司的进入铺平了道路。

与之相反，千百万海外印度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从事各种行业。虽然其中也有很多的业界大佬，数以万计的身处硅谷，成就互联网热潮的软件工程师，但他们所能扮演的角色显然跟海外华人是不一样的。

筑巢引凤来

中国最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有两个地方：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鼓励出口的环境。这其中第一点还是没影的事儿，有闲钱的中国人还是少数，不过呢，比印度还是多。根据一家跨国公司的估计，差不过是3000万对500万。

根据Asian Demographics的计算，2002年，两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不过，中国的城市家庭数要多很多。因为实施计划生育，中国的城市家庭规模比较小——一般一个家庭就三个人，而印度是五个人——也就有更多的闲钱。2002年，70%左右的中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达到2000—7500美元；而在印度，虽然年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城市家庭比例达到6.4%，超过中国的1.2%，但是有73.5%的家庭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中国有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印度则有一个人数少、更为富裕的精英阶层。

我们用个人电脑市场来做一个例子。印度虽然在IT方面很强，电脑普及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调查机构Forrest预测到2010年为止，印度拥有的电脑数量都将以37%以上的年增长率增长，这也意味着将新增8000万台；而同期中国的电脑新增数预期可达到1.78亿台。

中国的另外一个大的优势是基础设施。中国有30000公里（19000英里）的高速公路，是印度的10倍，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数量是印度的6倍。虽然去年夏天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但印度的情况要糟得多。在印度，61%的工厂要自倍发电机，中国只有27%。中国的电力成本比印度低39%。

当然，印度也有一些不错的地方，比如大软件开放公司建设的那些“校园”。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些校园都必须事事依靠自己，它们必须有自己的供电、通讯系统，甚至必须有自己的巴士服务来维持运转。而一离开这些校园，你就再次进入了第三世界。

甚至印度IT行业的中心，班加洛尔，也饱受交通堵塞、酒店不足、停电、机场拥挤之苦。班加洛尔已经吸引了非常多的高科技企业，有持续、爆炸式发展的潜力。但交通设施的不足无疑将削弱它的吸引力。

在中国，各省之间为吸引投资而展开竞争。印度Telegraph报的Paran Balakrishnan有一次随一些印度商人去中国，他说他们在去北方城市大同的路上完全被吓到了——市长亲自来迎接，还有警车开道。而在印度很少有政府官员或者政治家会亲自上阵，来招商引资的。

杭州，浙江省的省会，与班加洛尔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两个城市都有650万人口和众多的高等院校。班加洛尔有印度最好的气候，杭州的湖光山色也很有名。所以两个城市对科技企业都很有吸引力。但是杭州的新机场在2000年就投入了使用，而班加洛尔的机场呢，时间又过去了四年，至今还停留在草图上。一条100公里（62.5英里）长的高速路已经把杭州跟上海连接起来。混凝土可能会影响杭州的美景，但无疑会增加它在商业上的吸引力。

软性基础设施

哟？印度人可能会问：那么普通人呢？那些所谓的“软性基础设施”呢？那些法律、机构和金融市场呢？这些方面印度应该是领先的吧？没错，在高端市场上，中国没法同印度相比，后者能提供众多英语流利的技术天才。虽然印度在基础教育方面是失败的，但不可否认它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大学。

Dan Scheinman在Cisco——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工作，他认为上海也有很多不错的软件工程师，中印两国之间在劳动力的质量和成本两方面都难以分出优劣。在这两个国家，像Cisco这样的公司都只同人群中很小一部分，非常杰出的一部分打交道。只是在班加洛尔因为员工流失带来的问题比上海要大一些。

然而在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中国工人因为受过更好的基础教育，就有很大的优势。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工人比印度工人要贵25%，而生产效率则要高出50%。

在两个国家中，腐败都对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透明国际组织每年都会根据各国的腐败程度给出一个指数。该指数低于3的国家就被认为是“腐败盛行”。印度的分数是2.8，过去10年都没有变。中国的分数在1995年只有2.16，比印度更低，但自那之后就不断爬升。在去年透明国际组织对146国家的排名中，中国得分3.4，排名第71（最腐败的国家排第146位）。

印度有发育良好的选举制度和法律体系，但甚至这两样能够带来的优势可能都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确实在某些领域，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印度遥遥领先。但是正如Paul Hastings律师事务所的Raj Pande指出的那样，中国就像“一张白纸”，不用受那些过时规则的限制，所以有希望构建起一个更好的监管框架。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的那些小公司签合同时，还是随意签署、任意撕毁。而今天，按照上海一家英国律师行的律师Andrew Halper的说法：“外资的退潮”加上各地为争夺外资进行的竞争已经使这些合同很像那么回事了。

中国的私有产权保护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世界银行的Dollar认为中国在改善私有产权保护的进展比其他国家快得多，现在已经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好。

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因为法制腐败，在权力保障和合同执行方面仍然是问题多多。但是印度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模范生。它未解的案件高达2500件。合同可能是滴水不漏的，但等待判决却让你够呛。这对法律的实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印度，某些领域，比如保险业和媒体领域的外国投资被限制于一个很低的份额，在其它领域，比如零售业，则完全是被禁止的。甚至当印度对某些行业“放开管制”时，都会附加一些条件。比如去年它就开放了航空业——外国投资者可以，但只能是外国航空公司。

中国当然也有此限制。但是中国加去WTO时承诺的条款比印度要严苛得多。因此中国放开管制的速度要快得多。麦肯锡上海代表处举的Gordon Orr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允许外资进入，甚至控制整个汽车制造业。

Jairam Ramesh是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成员。他把这些差距归咎于印度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在1950和1960的各种运动中已被清洗一空。而印度还不得不面对英国殖民统治下繁盛起来的中产阶级，以及政府机构内盛行的，被成为“牌照主义”的保护主义。此外印度有工会，而中国没有，虽然印度工会可能只代表4亿成年劳动力中的不到5%。

印度的工会和雇主们有时候还会联合起来对付外敌。比如，今年一月，当政府决定取消被称为Press Note 18的法令时，这两个团体都表示反对。Press Note 18法令是给予印度公司否决权，当其外国合资伙伴在印度进行其它投资时，他们可以予以否决。在中国，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受到党内保守派和国有企业的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把资本家和工会组织都赶到了地下。

谁想听那些辩论？

对外贸易带给中国的变化完全是不符实际的夸大之辞吗?对不求究竟的老外和大城市中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国家拥有150家星巴克咖啡店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却让印度的企业家们大大的吃惊。

在2003年7月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商学院的Tarun Khanna和麻省理工学院的Yasheng Huang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文章的标题听来就让印度人流口水：“印度能超过中国吗？”，结论就更吸诱人了：印度的道路“与中国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的发展相比，可能是更加可持续性的。”

同年Yasheng Huang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书，名为《出售中国》。他在书中的观点是：中国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正反映了中国公司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公司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当一家中国公司出现在聚光灯下时，通常都是因为犯了什么错，或者是因为有什么大动作。比如，去年中国计算机厂商联想公司同意收购美国公司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时就是如此。这一方面反映了联想的雄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不足。

过去，印度在一些产业中一直把本国投资置于外国投资之上，以此鼓励企业家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扬。由此产生出世界最好的一些IT公司，包括Infosys、Wipro和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Khanna说，在《外交杂志》发表那篇文章后，他经过考虑，降低了对印度公司的评价。IT行业之外的印度公司，还是有那些坏习惯，按照家族企业来管理。比如，最大的私有公司Reliance，一家纺织和移动行业的巨头，就因为老板——创建者的两个儿子——之间的公开吵闹而分裂了。不过他对中国公司的看法没变，那就是中国绝大部分公司“根本不可能是世界级的。”

真是精彩的辩论。但是，如果我们实际点看，“这又怎么样呢”？这辩论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个大问题：一个穷国怎么可以富起来？尽管其研发投入已经世界第三，中国还没有产生出伟大的公司。但是，仅仅在过去20年中，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就成为了印度的两倍。摩根斯丹利香港公司的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19世纪末那些支撑美国经济的公司今天没有几家是世界级的，但正是这些公司奠定了美国持续长久发展的基础。

 多投资有益处

对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比中国高很多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问一句：“这又怎么样呢”？过去10年，印度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2—23%，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为6%；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印度的两倍，年均经济增长率却只比印度高50%。

维持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数额之大确实让人吃惊。中国的“新增资本产出比”在最近几年中也不断上升。但是因为投资数据中包含土地出售收入，所以数据也不尽可靠。

先不管这些。没人可以否认中国确实存在投资膨胀的问题。这也是那些悲观的专家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将崩溃的原因。中国经济2003年9.1%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占到GDP的42%，去年9.5%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比例可能更高。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如此规模的资本增加都会被看成泡沫。然而，中国和香港的经济学中，很少有人预测会有硬着陆，更不用说什么崩溃了。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投资没有理由马上枯竭；其次，有迹象表明现在的需求是近年来最强劲的，可以弥补投资的下降。消费可能与投资反方向变动，这可是20年来的头一回。2004年12月的社会零售总额比2004年同月上升了14.5%。

同时，印度倒是面对着一个更大的困难：如何提高投资率？要实现与中国速度相近的增长，印度需要把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0%—35%，而现在看不出它能做到这一点。新加坡的一位银行家开玩笑说：中国的麻烦是太多零成本的投资，而印度的问题是零投资。

Suman Bery是在德里的印度全国实用经济研究学会的头儿。他认为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金融中介领域的失败。两国都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把高比例的私人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中国解决的方法是外国直接投资，其结果就是以中国农民的积蓄支援了美国国库，而在印度就造成了投资不足，以及靠银行系统来维持的巨大的财政赤字。

9月12日晚，用一个半时辰看完新近得子的Molo推荐的《闲看水浒》。书不错，文字成熟，思维上也没有对读者的智力有侮辱的地方——这在如今已相当难得。吴思做了序，其实整本书也可算作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的一个文本示例。

我也爱看《水浒》，而且觉得最近方看出味道，以前是连瞧热闹都谈不上。整本书何其好也，作者对市情真是识到了通透。前几个月书协活动时，买了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其中有篇谈到鲁达对林冲妻子的暗恋，正可与《闲看水浒》中的解读相对照：

最为可爱的是，鲁智深丝毫不曾掩盖他对"阿嫂"的仰慕关爱，自从大相国寺中林冲娘子受辱，林教头畏惧权势先自手软，反要鲁智深来发飙。次后两人日日吃酒、习武，花和尚与阿嫂之间少不了有些交往，只是书中不曾明言。然而妙就妙在自从第七回野猪林一别，鲁智深和林冲便要等到第五十九回"三山聚义打青州"时方才重聚。而重聚之时，鲁智深真情流露，一上来便直奔主题，深动问道："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 .............. 而鲁提辖与林教头的一段义薄云天的恩情，也从五十七回嘎然终止。自此全书再没有一句话写道此二人的任何交往。

近日热闹的是郎咸平。周其仁的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的访谈）颇有周树人当年的笔法：

“谈到郎咸平，我以为看出他有错并不难。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我又找到薛兆丰在9月10日的评论。起头两段就很清爽：

讨论郎咸平问题，得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经济学对产权的阐释。不明白这个阐释，就不可能明白两点：一，国有绝对不是人人有，而只能是官员暂时有；二，官员暂时有，其结果就必定是国有资产流失。

不明白第一点的人，会产生义愤，说谁谁谁侵吞了自己有份的资产。殊不知这很天真，因为那资产从来未曾属于过他。不明白第二点，就会产生幻想，以为世上有办法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殊不知这也很天真，因为只要缺乏“转让权”，官员就一定会滥用手中暂时掌握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从而破坏资产的长远价值。

郎咸平无论其观点的对错如何，他汉语文字功力的不足总是一个大问题——此点该学习张五常与薛兆丰。

我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思想境界简直能同写独立宣言的那几个大哥比肩了，这从我同我弟弟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直亲亲热热的亲密无间，据说这一点颇不容易，几乎使什么依得的理论有破产的危险，只有暑假回家了，他又请我吃那种特别辣的烤虾时，我们会小有争执。最后，他会低喝一声——吃！于是我咬一口，再喝下一瓶矿泉水。

所以我又可以算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当然事实上几十年来，在各种羽翼下，活得也并不怎么苟且。感受到的欺凌不过几次，现在说说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我在读初三。一天去学校，发现同学都以前所未有的崇敬眼光看着我，看了快一个上午了，才有人神秘又兴奋地告诉我——有人要打你了。

我上的那个是在学校是在闹市里，一段时间，砍人的事情屡有发生。他们用的兵器很奇怪，是镰刀。《上海滩》里有斧头帮，上海工业发达嘛；可我家那里好歹也算个工业小城市了，再说这帮砍人的小子，多是城镇居民，出身上比我离农民伯伯还远，应该用菜刀，剪刀，剃须刀才对。

这事挺让我纳闷的，要说他们用镰刀是为了追求下手时特别的快感，我觉得他们还不至于那么恶毒；也许是因为用镰刀，伤者看上去触目惊心，实际上性命无碍？后来书读得多了，猛然发觉他们简直是“后现代”在中国最早的知音了，一把镰刀，先消解了你的“话语霸权”——“我是农民我怕谁？”

总之道具的使用充分体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可以见出这帮家伙的聪明。不仅如此，他们一般还眉清目秀的，其中的典型，是穿着一件破风衣，竖起领子，沿着街边墙角走，所以颇得某些女性的喜爱。
我的故事就同此有关。

扬言要打我的那一个，就和我家邻居的一个女儿有染（姑且用这个词吧），当然这本来跟我扯不上关系，我那时还民智未开，天真的紧呢。问题是，那姑娘同他“私奔”之后，是我妈将之硬拖回家的（谁让我妈是个热心人呢）。于是迁怒到我，选了一个我们家大人都出差的时候下手。

我盼了一个上午，自然，我不是不怕，而是很怕，可也有点期盼，真的。我的同学就兴奋了，隔个三五分钟，就有人出去打探一次。我其实没有怪他们的意思，换了我是旁人，大概也会这样。
这样等到中午，他来了。

阳光很好的时候。

一些繁文缛节我就不讲了，免得你说我故弄玄虚。总之，他们四五个人威胁了我一番，并没有抽出那些著名的镰刀来，甚至不象带了兵器来。所有的人都失望，没有血溅当场，瞧他们那叫什么啊，连一点黑社会的风范也没有。

他叫我带一个纸条给那个姑娘的妹妹，那时我一定是在恍惚中答应下来的，因为我连那个纸条也忘了打开来看。这是我的羞耻，一直留到现在。

两天之后，我方知道传递的那个纸条的作用。一个月圆之夜，那姑娘在里应外合之下，顺利地逃出了封建的枷锁。据说是顺着我们楼旁的一棵树滑下去的。这至少可以应证两点：

1， 多么聪明的孩子
2， 爱情的力量真他妈伟大。

这件事的结局我就不讲了，反正那姑娘现在还贤淑地活着。她真的很漂亮，这一点我以向你保证。
就她那次逃脱的前一晚，我妈去开导她，我也跟着去看美女姐姐。问她为什么会喜欢他，她说喜欢他直爽。后来，她就在她家客厅的两个沙发上跳来跳去，嚷着—— 我要出去，我要自由！

五四那年代反抗家庭礼教大概就是这样的罢。

她家的沙发我坐过，弹性极好，而且抗折腾。

2002年6月20日星期四

我在夜读，读的是《夜读抄》。此乃是止庵先生整理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中的一册。单买这一本，也还是因为止庵在《苦雨斋识小》中讲这本正是苦雨斋主人行文风格为之一转，进入最为纯熟的中期的标志。

但是，又听到床边的“柠檬小子”说，张学友要到北京开演唱会了；歌放了一首又一首，算是热场，或者暖身。待听到《分手总要在雨天》，不觉痴了。

张学友的演唱会放在工人体育场。应该会有票吧。可是那么敞阔的一个地方，恐怕还是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象上次的罗大佑演唱会一样。上次同女友去看，我们唱啊，喊啊，跟着台上的那个中年男人，但最后也没想到是那样一个草率收场。实在讲来，最看中罗大佑的可能还是那些比我大几岁的人，他们也该到了中年。

还能想起街上尽是放《吻别》的情形，那时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一盘盒带；家离一个室内篮球场不远，篮球场在晚间转为跳舞场。嘭擦擦，嘭擦擦，到10点结束，嗡地一下，人涌出来就又散开了——当时当地的人少有人包二奶、搓麻、看DVD，生活不免枯燥。跳舞场中最常唱（有男中学生伴唱）的还是齐秦，《大约在冬季》，当然也有张学友。

几次晚上坐出租车过长安街回家，听到《大约在冬季》、《再回首》，浑身起鸡皮疙瘩——能让我起鸡皮疙瘩总是我真正喜欢的，或者毋宁严重点说，是让我感怀的。我已经象我的表哥们一样，到了不能接受新的旋律的时候。我的时代，我的黄金时代也早远了吧。

“柠檬小子”是女友送我的收音机，亮黄色，头尖肚圆，顶着天线。我很欢喜她送我的这件礼物。它令我想到优美和珍惜。

2004年11月26日

你们知道“莲花、荷叶、藕”的下联是什么？

这是在昨晚下班回家的行走中，神游天外，我想到的初中语文老师一次上课时提出的问题。老师姓李，不高，1.5米出头。其时，他在讲台前，顾盼而自雄。

同学中流传，李老师冬天不穿棉裤（案，这也是鲁迅的做法。一般的分析是他为了克制性欲，避免重蹈偷看日本弟媳妇洗澡的覆辙。但此说颇为可疑，以我自己的观察，在北京的南省人士本来多有冬天也耍单的，此处暂不争论），所以不免显得突兀——这是我在同桌女生提示下的所见——一上语文课，她就吃吃笑不停。女生成熟较早，可能是无疑的。手中粉笔转，胯下枪不停，这是李老师上课的特征。据我们的进一步的总结，他总爱提一个女生起来答问，每当那时，胯下就尤其的昂扬。那个女生真是漂亮，通常穿一身白；而且认真，回答不出来（他故意出难题）就抿着嘴，站着流眼泪儿，所谓“一枝梨花春带雨”也不过如此。几年之后，我再见过这个女生，她站在操场边望着这边发呆，已不复当年的风致。

李老师当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级。据我所知，他追过同校的另一个语文老师，为时一学期，没有结果。那个暑假，老家的两个大朋友——李老师的校友——放假回家，在我家借宿。我问起大学的生活。他们介绍毕了，一个眼睛亮着说：“知道吗？我们学校的一个美女要到你们那里教英语了。我靠！长得真是漂亮，看了就想脱裤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靠”这个词，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学里面白衣飘飘，长发飘飘，但是还是有人想脱裤子。开学后，我见到这位老师了，眼睛很亮——李老师的追求照例没有成功。

十数年后，我想起李老师，为的是他是少数的、真正有教于我的老师。我们已经许久不见了，去过学校几次，都没有找见他。听说他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现在若能碰见了，定要浓浓泡上一壶茶，摆半天的龙门阵势，说说中年的况味；或者把酒共论文，也好。

“莲花、荷叶、藕”的下联是什么呢？